试论章太炎的历史主义观念
——以其“六经皆史”论与孔子观为视角
文丨姚彬彬
摘要：章太炎继承了清代汉学中所衍生出的本土的历史主义方法观念，他在早年因对抗康有为等所倡导的种种今文经学教义，逐渐形成其“六经皆史”论与以孔子为“良史”的观点，尤其明确地表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立场。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之立意与晚清今文经说针锋相对，认定“经”的形成，是对上古神话传说的经典化记录，故又提出“古史皆经”的说法，旨在以历史情怀维系中华文化之根脉，从而建构出以历史主义为本位的“新经学”。同时，章太炎明确反对晚清今文经学对孔子的“宗教化”建构，认定孔子为传承文化的“良史”。历史主义的理性观念构成贯穿章太炎平生学术的基本底蕴。
关键词：章太炎；六经皆史；孔子观；历史主义
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为主流脉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乾嘉时期汉学以惠栋开启的“吴派”学术群与戴震开启的“皖派”学术群为主，以为他们治学的“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1]。乾嘉汉学治经史强调文献实证，发展出一套相当严密的考据学方法，章太炎总结他们的治学要领六点：“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2]有学者认为，乾嘉经史考据之学追求“客观标准”，因此“它与西方19世纪兰克以来的‘历史主义’在精神上确有其契合之处。清人之考订个别事实与辨别材料真伪，与西方的‘历史主义’取径尤为近似”[3]。所谓“历史主义”，其概念界定问题相当复杂，论者认定：“西方的考证学传统，加上近代的科学思想，变成了 Ranke的学派。这个学派，在西方有一个名称，叫它‘历史主义’（Historicism）。‘Historicism’有很多讲法，今天有很多历史主义的不同的定义，不过最原始的是讲Ranke这一派的思想的，指科学的史家的思想的。”[4]晚近中外学林虽于“历史主义”的定义多有分歧，但大多皆将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视为这一思潮的核心人物之一。弗雷德里克·拜塞尔（Frederick C. Beiser）于所撰《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提出了一种中立性的概念表述，即：“历史主义意味着对人类彼此间的文化和价值的一切思想还原为历史化。”而所谓“历史化”，即：“意味着认识到人类世界的一切事物：文化、价值、制度、惯例、理性等，都是历史塑造的，所以万事没有永恒的形式、永远的本质或超越历史变革不变的特性。任何事物的实质都是历史所为，全然是特殊历史进程的产物。”[5]盖研究任何一历史人物或现象，均需利用文献考据之法还原其历史语境，基于历史背景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述和判断，此亦乾嘉汉学的潜在意识，如段玉裁对戴震治学原则的总结：“以六经孔孟之恉，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恉，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恉，还之陆王佛氏；俾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 [6]这显然正是历史主义的“语境还原”观念的现身说法。降至晚清，斯学渐衰，然“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梁启超认为章太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故誉之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7]。章太炎平生学术以“以历史为宗”，无论其研治经史还是论人论政，大抵以历史理性为潜在意识，清代学术传统中自然衍生出本土的历史主义方法观念，实为贯穿章氏平生学术思想的基本底蕴。章太炎早年因对抗康有为等所倡导的种种今文经学教义，逐渐形成其“六经皆史”论与以孔子为“良史”的观点，尤其明确地表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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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于驳议晚清今文经说的“六经皆史”说之诠释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述，其于18岁时“初读唐人九经义疏……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壹意治经，文必法古”，最初并未形成学派意识，“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至23岁师从俞樾，“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二十四岁，始分别古今文师说”。章氏治经宗刘歆，于彼时盛行的今文学派的“《公羊》《齐诗》之说，余以为诡诞。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专攻《左传》，“遍寻荀卿、贾生、太史公、张子高、刘子政诸家左氏古义”[8]著《春秋左传读》等。并言及早年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印象：
初，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言今世所谓汉学，皆亡新王莽之遗；古文经传，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据古文，亦谓刘歆之所羼入。时人以其言奇谲，多称道之。祖诒尝过杭州，以书示俞先生。先生笑谓余曰：“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与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祖诒后更名有为，以公车上书得名。[9]
此期间太炎尚欲撰“驳《伪经考》数十事”之文，曾向孙诒让请教，然终“未就”[10]。由此已可见，自青年时代，章太炎已奠定了倾向于古文经说的学术意识，与康有为之说有冰炭之别。然亦有学者指出，章太炎在1893年前完成的，收录在《诂经精舍课艺》的文字中，其于今文经说尚偶有援用，甚至认为“《左氏》可通于《公羊》”[11]，戊戌前后章氏《论学会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之文也言及“大一统”、“通三统”，并就《齐诗》以言“革命”“革政”之说。[12]还有学者指出章太炎早年在《膏兰室札记•孝经本夏法说》及《春秋左传读》中多处，甚至赞成“孔子改制”之说，这些都是今文经说的重要观念。[13]有些学者据此断定太炎早年曾经一度接受过今文经学，实为误解，这些情况其实不足为奇，如刘巍所说：“深感变革之急迫而倾心于今文家言，乃晚清之时代思潮。……即使不齿于‘新学伪经’说者，对康有为以今文经学论政亦多有谅解。如孙诒让、宋恕、孙宝瑄等，大都如此。”[14]况且，彼时章太炎尚未形成自己的成熟思想体系，所宗者为东汉古文经学，“东汉时古文经师之释经，注重字指及声类训诂，其立说贵于经文信而有征，其立说不拘一家，而唯求其至当”[15]，汉代古文经学本来就未全然排斥今文经说，包括“素王”之说、“谶纬”之学，皆有采鉴。[16]对于章氏早年作品杂有今文经说的情况，只能说彼时其学术思想尚未醇熟，或有时可能只是出于行文修辞之需要，不能就此便断定其受到了康有为经学学说多么大的影响。戊戌以后章太炎避居台湾，因其一度颇认同“维新变法”，与康有为时有通信往来，面临有人质疑他“子与工部（康有为）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17]，今何相昵之深”时，章氏的解释是，他们之间正如南宋的朱熹和叶适的关系，“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18]。如汤志钧先生所说，此时章太炎的看法是：“自己和康、梁‘论学’之殊，‘所与论辨’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主要是学术上古、今文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19]
尽管如此，章太炎早已对康有为不加掩饰的教主野心颇有微词，1897年，他在致谭献的信中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哂。”[20]《自定年谱》则记，1897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21]。至1900年，太炎激于时局之糜烂，“清自诛窜康、梁以后，与外人尤相忌，刚毅用事，遂有义和团之变。其夏，宛平不守，清太后、清主西窜长安”[22]，洞察清廷统治者实已彻底朽坏无可救药，遂“断发以示决绝”，毅然投身共和革命。同年8月，章太炎将旧作《訄书》重新校订，在《客帝》篇上写了一条眉批：“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23]随后他又撰《客帝匡谬》，强调“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24]。至1903年，太炎针对康有为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的反对革命、主张保皇立宪之说，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力辩之，康氏以“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章太炎则基于社会进化之理论，强调“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25]并揭露和指斥康有为“尊称圣人，自谓教主”[26]的狂妄行径，明确与“保皇”的维新党人全面割席断交。
康有为
章太炎“六经皆史”说之立意与晚清今文经说针锋相对，其首次提出也正是在标志与维新党人在学术思想上亦彻底分道扬镳的《訄书》的重订本（1904年）中，此本中新撰《清儒》之篇，文称：“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27]并根据日本学者姉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补充说：
《宗教学概论》曰：“古者祭司皆僧侣。其祭祀率有定时，故因岁时之计算，而兴天文之观测；至于法律组织，亦因测定岁时，以施命令。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记录之属。如犹太《列王纪略》《民数纪略》并列入圣书中。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记录。印度之《富兰那》，即纪年书也。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或因神以立传记，或说宇宙始终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繁矣。”案：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28]
章太炎不仅对于古来“六经皆史”的说法表示肯认，还借鉴西方的人类学、神话学知识，认定所谓“经”的形成，无非是对上古神话传说的经典化记录，故又提出“古史皆经”的说法。就“六经”而论，太炎认为《周易》是利用数字排列组合的方法解释万物的体系，类似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先民粗浅的自然哲学；《诗》类似于古印度的《薄伽梵歌》史诗；《书》类似于记载古印度神话传说的《往世书》；失传的《乐经》应该类似可以吟唱的《吠陀经》。至于“《礼》《春秋》者，其言雅驯近人世”[29]，神话元素极少，因此当为后世所成而“偕列于经”。如王汎森所言：“章氏苦心将六经加以历史文献化，故用世俗、素朴的社会人情为基础去解经，故一方面由六经中保存的史料，抉露了不少上古实况，连带地对六经之性质的解释亦为之一变。”[30]
《訄书》重订本中的《订孔》篇则开宗明义，否定了廖平、康有为等晚清今文派学者“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观念：
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太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欲（却）走，职矣。[31]
墨子书中多引《诗》《书》《春秋》，“女商事魏君”事见《庄子·徐无鬼》。盖考诸先秦典籍，可见六经本非儒家专属，诸子中若墨、道诸家，亦多对之颇有引述，孔子之功，实为“删定六艺”而成为后世之定本而已。具体情况，如《清儒》篇称：“古《诗》积三千余篇，其他益繁，
触无协，仲尼剟其什九，而弗能贯之以纑间。故曰：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 [32]以“六经”本为百家九流所共享之三代遗献，这显然是不点名地驳斥了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言之“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33]这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学变》篇中，太炎对今文经说的清算，指向了西汉的奠基者董仲舒，其谓： “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教皇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34]儒门学风之庸俗功利化的败坏始于董氏，而在约于1914年定稿的《检论》中的此篇，又易“教皇”为“大巫”[35]二字，可见章氏于今文学种种灾异和谶纬之类迷信反智之说愈加厌恶。章氏在1913年所撰《驳建立孔教议》文中对此问题则说得更为直截和透彻：
谶纬蜂起，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自尔或以天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道乱法，鬼事干政，尽汉一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夫仲舒之托于孔子，犹宫崇、张道陵之托于老聃，今之倡孔教者，又规摹仲舒而为之矣。[36]
以康有为等建立孔教会之筹划，不过是承继董仲舒“巫道乱法，鬼事干政”之思想糟粕而已。在章太炎看来，今文学派的这些思想，归根结底无非旨在为现实政权服务，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最典型的是其“三统迭起”之说。章氏在其名文《征信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辨明今文经师们那些社会预言的粗率和武断：
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得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志犹可。且夫因果者，两耑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能独生。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耑，忘其旁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颠倒而绽裂之，是乃殆以终身，嫳之至也。凡物不欲絓，丝絓于金柅则不解，马絓于受荆则不驰。夫言则亦有絓，絓于成型，以物曲视人事，其去经世之风亦远矣。[37]
这段话的大意是，社会变迁之机制虽亦有其规律，但绝非如器物的变化一样从属于单线的因果关系，并不能简单推算而知，而是要受到多重复杂因果和“缘”（条件）的种种制约，而今文经学的三世进化论却没有注意到社会变迁的这些复杂性，实在是把复杂的社会系统当做了简单的器物去看待。换言之，如果所谓“三统”之说成立，江湖术士们便可以测算过去未来之事，岂不是种种史籍均可付之一炬了？
《国故论衡》书影
章太炎于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原经》篇更系统地阐发“六经皆史”之义，以为此非特不为对“经”的矮化，恰恰呈现出“经”之可贵价值，其以《春秋》最为典型：“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38]历史观念之传承，方能维系华夏国族意识之不坠：“故《春秋》者，可以封岱宗、配无极。今异《春秋》于史，是犹异苍颉于史籀、李斯，只见惑也。”[39]而淆乱《春秋》本义者亦董仲舒为始作俑者：“夫《春秋》之为志也，董仲舒说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40]将《春秋》当做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诠释工具，而被后世宗尚今文学的“俗儒”沿袭，“今以《春秋》经不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如“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之徒”[41]。实则董仲舒以降之西汉今文经师，取法《公羊》《谷梁》等说以解《春秋》，自命“为汉制法”，实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42]他们无非是“欲以经术干禄，故言为汉制法”[43]，以经术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而已。
二
从“六经皆史”到“经者古史，史即新经”的经学观念
章太炎平生屡次言及章学诚对“六经皆史”这一概念的发挥，他亦曾于《经的大意》演讲稿中说：“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44]在无锡国专的演讲《历史之重要》中亦曾说道：“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45]其《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一文则谈到早年已受章学诚此说的影响：“余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46]《国故论衡》中则亦言：“学诚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47]不过，太炎之所取者，实为“六经皆史”之字面含义，但对于章学诚隐含于其中的“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以吏为师”的倾向，则明确表示否定，如张荣华所总结：“《原经》篇近万言，包蕴颇富，其中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驳斥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旨意是将中国学术置于官学的牢笼之下，是要否定史学发展的自主性。其次是根据六经是史书的见解，论述《春秋》一书并非规定时政、预测未来的圣经，其独特的价值在于保存史实，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开端。”[48]章太炎认为，章学诚思想的根本问题是：“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正今之世，封建已绝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犹欲拘牵格令，以吏为师，以宦于大夫为学。”[49]王官之学，东周以降久废，而散入百家九流之私学，而学诚以复“王官”之古为标榜，本质上的动机，其实还是欲献媚于清廷以求官禄而已，而学诚之平生学术，“为《校雠通义》，又与四库官书龃龉；既薄宋儒，又言诵六艺为遵王制”[50]，言行自相矛盾而“作法自毙”处多矣。
章学诚
章太炎自己对“六经皆史”这一传统命题的阐释，实则在其1907年所撰《答铁铮》文中，已有清楚的说明：
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51]
盖以经学即史学，由此亦可理解其“经者古史，史即新经”[52]之深意。他在《与简竹居书》中申发此说：“《尚书》《春秋》，左右史所记录，学者治之，宜与《史记》《汉书》等视，稽其典礼，明其行事，今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斯其要也！”[53]章太炎所诠释的“六经皆史”之新说，实具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六经，将其置于历史的脉络之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将《史记》《汉书》及后世史籍提升至“经”的地位，悄然重构了“经”的范畴。 在“历史”这一新的尺度下，不仅六经被还原为历史著述，《史记》《汉书》乃至历代纪传体史书，亦因其承载治道与鉴戒之功用，而获得了“新经”的实质地位。这背后暗含一种经世取向：远古之事未必尽合于今世，时代愈近的历史经验，往往愈加切实可用。这正呼应了荀子所主张的“法后王”之理路——在尊经的框架内，赋予后世史籍以经典的权威与效力。以历史情怀维系国本国故，以明吾华文化之根脉源流，此可谓是纯以历史主义为本位的“新经学”。
章太炎在其晚年所撰《论经史儒之分合》（1935年）之文中，仍在强调“六经皆史”这一基本观念：
古无史之特称。《尚书》、《春秋》皆史也，《周礼》言官制，《仪礼》记仪注，皆史之旁支。礼、乐并举，乐亦可入史类。《诗》之歌咏，何一非当时史料。大小雅是史诗，后人称杜工部为诗史者，亦以其善陈时事耳。《诗》之为史，当不烦言。《易》之所包者广，关于哲学者有之，关于社会学者有之，关于出处行藏者亦有之。其关于社会进化之迹，亦可列入史类。故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语虽太过，而史与儒家，皆经之流裔，所谓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无可疑。[54]
其“历史本位”的态度与其早年并无明显差异，惟将“六经皆史”之出处追溯至更早的王阳明[55]，而不愿意再提章学诚之名，此可与《国故论衡》中对章学诚的批判态度相互印证。
由此，章太炎将“六经皆史”之义赋予了他平生所立足的古文经学传统之上，周予同于1925年完成的《经今古文学》文中判分今古文经学的诸多观念分野，其谓今文经学“以六经为孔子作”，而古文经学“以六经为古代史料”[56]，此说影响深远。但克实而论，东汉以降的古文经师们本无“以六经为古代史料”的明确意识，毋宁说，周予同所归纳的，实为章太炎赋予古文经学的一种“传统发明”。艾尔曼指出，清代的“知识阶层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18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趋尖锐的挑战。这种挑战明显反映于他们的语言、数学、天文、地理、金石实证性研究之中。……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57]。故章太炎“六经皆史”与“经者古史，史即新经”之说，也应可视为清代以来经学研究“史学化”进程的完结和终点。
三
还原“素王”为“良史”的孔子观
1922年6月，章太炎在致柳诒征的信中言及平生对孔子评价看法的前后变化：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58]
此言可谓自道心曲。章太炎孔子观的确立，大致始于1904年版《訄书》重订本之《订孔》篇。此前他有关孔子的种种论述，其大多“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非学术之使然。如1897年9月7日在《实学报》上发表《后圣》，称孔子为‘水精’、有‘制作’，是为了表彰荀子为继孔子之‘后圣’。1899年5月20日发表的《客帝论》，称‘《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是以《公羊》传《春秋》，孔子为素王，而其目的则在于论证当时可以孔子后代为帝”[59]。这些看法，显然受到康有为所持今文经学观点的一定干扰，而在《订孔》文中，则明确提出了他对康氏以孔子为教主观念针锋相对的看法：
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60]
但又对孔子之学评价不高，而颇推重有传经之功的荀子：“荀卿以积伪俟化治身，以隆礼合群治天下。不过三代，以绝殊瑰；不贰后王，以綦文理。百物以礼穿榖：故科条皆务进取而无自戾。”[61]其隆礼重法，以古为新，传承三代文明统系。故太炎认为荀子的哲学贡献，不下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大德间”，乃至以“荀卿学过孔子”[62]。《订孔》开篇援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之言：“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63]章氏虽未对此说加以明确表态，但印证于其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中对孔子的看法，应该是比较认可的态度。
明代《孔子燕居像》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将孔子描述为一个“以富贵利禄为心”的权术家，其谓：“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张敞皆有其说），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64]以孔学实为旨在“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章氏甚至认为，老子西出函谷，亦因孔子迫害所致：
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见《论衡·讲瑞篇》），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65]
克实而论，此说颇有些阴谋论味道，且并无充分证据。但于后世学人倒是颇有影响，其弟子鲁迅便将此纳入历史小说《出关》中，并曾有说明：“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66]至于将孔子诛少正卯之史事理解为政治斗争，20世纪后半叶的一些学者基于某些特殊的历史语境，亦颇曾对之大加发挥过。这些观点，显然即章氏后来自我反思的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的产物。
尽管章太炎曾对孔子颇有非讥，但他毕竟一直承认孔子作为“良史”的贡献，《诸子学略说》中亦称：“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即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67]几年后所撰之《驳建立孔教议》中更系统阐发此义：
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加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系先圣是赖！是乃其所以高于尧、舜、文、武而无算者也！[68]
其贡献尤在《春秋》之创制：“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粲然大备，矩则相承，仍世似续，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69]此义诚如有学者所总结：“章氏认为孔子作史，绝非简单的记录当时的政治演变的一般情况，反之而是出于保持华夏正统之考量。”[70]1914年，章太炎对《订孔》一文加以订补，收入《检论》，其中更谓：“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自老聃写书征臧，以诒孔氏，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71]已确“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以孔子之传史而“创业垂统”，厥功甚伟。
汉代今文经师以孔子为“有德无位”之素王，古文家亦多沿袭其说，章太炎虽早年亦采此名，后则于《国故论衡·原经》中进行了反省，并辨析云：“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天下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素王”为后人视孔子为教主而所定之名号，正如“王充以桓谭为素丞相，非谭生时以此题署”[72]。如姜义华所说，章太炎这些论述，无非意在“说明了孔子同样只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上帝’与圣人”，同时又“对孔子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整理六经、保存古代史事的业绩给予高度的评价”[73]。基于历史主义立场，对历代王朝附加于孔子身上的“神格”进行祛魅，尽量使之还原为历史上之本来面貌，是章太炎孔子观的根本要领。
明代《圣迹图·删述六经》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三省，全国军民同胞无不痛心扼腕，章太炎在本年12月7日《致马宗霍书》中谓：“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之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74]他在晚年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危机忧愤不已，奔走呼吁，希图以国学之精神唤起民众，身体力行以救亡图存，并提出“新四书”的说法，即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作为六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1933年3月他在无锡国专演讲指出：
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六经散漫，必以约持之道，为之统宗。……今欲卓然自立，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孝经》《大学》《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须保存者，厥惟《仪礼》中之《丧服》。此事于人情厚薄，至有关系。中华之异于他族，亦即在此。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75]
此时太炎对于儒家的看法已更为改观，强调儒家的爱国气节，若《礼记》中之《儒行》篇：“社会腐败，至今而极。救之之道，首须崇尚气节。……专讲气节之书，于《礼记》则有《儒行》。《儒行》所述十五儒，皆以气节为尚。”而面临当下之危局，“今欲卓然自立，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76]。更以《孝经》为“新四书”之首，以“《孝经》为经中之纲领”，“我国素以《孝经》为修身讲学之根本，教育根源亦依于此”[77]，盖《孝经》由爱家而知爱国，“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平时身体发肤不敢毁伤，至于战阵则不可无勇，临难则不可苟免”[78]。要之，“《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79]，总括儒门精义。晚年的章太炎，重新认识到儒学“经国宁民”的重要价值，因此其于孔子的看法又有进一步的改观，以“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己治人之言”[80]。他在1920年便曾自述道：“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孔、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底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底有法度可寻，有一定底做法。”[81]强调儒学经世力行的实用性，但他也补充说：“今天所讲，真是应急法，若在百年前五十年以前，却不应该这样讲，但是现在却不得不这样讲，因为已经很急了。”[82]此言断不可轻忽，实可见太炎尽管在当下之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层面肯定孔学，但在究极的学理层面毕竟仍有所保留，这里太炎大约是在暗示，他其实并未完全改变其早年的见解。
四
余论
章太炎平生学术宗旨，以“求是”为取向，而与所谓“致用”之说，严分疆界。他在1906年《与王鹤鸣书》中直言：“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83]数年后，又在致钟正楙信中强调：“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84]并在《国故论衡·原儒》中认定“求是”为古文经学的优良传统，“古文家务求是”而与今文派的“五经家”的“务致用”分途。[85]早在其1901年所撰之《征信论》中，章氏已从方法论的角度上判明此两种路径之分野：“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86]亦即“求是”者讲求实证，遵循逻辑之严谨性；而“致用”者流，无非是一套揣摩“微言大义”的玄学，以主观的目的性来过度诠释，乃至淆乱文本而“致诬成惑”。
太炎“实事求是”之道，当源出于历史意识，江湄指出：“在章太炎的思想世界中，存古而明变的史学，有着比兴起民族主义更重要的作用和位置。在《国故论衡·原道上》篇中，他曾借老子之‘道’阐发他不问‘公理’唯问‘历史’的政治思想。他说，老子是一位明察历史之变的‘征藏史’，老子所主张的治理之道，就是撇开一切‘前识’‘私智’，‘不慕往古’‘不师异域’，唯根据历史积累传承而来的具体现实，‘清问下民以制其中’。而受业于老子的孔子自然继承了老子的这一思想。” [87]因此，落实于对现实社会的知人论世，章氏总是“强调要根据本国政法传统、风俗民情，来创制中国现代的政治型态”，如1912年他为《大共和日报》所撰《发刊辞》中所云：
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是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要在去甚、去泰、去奢。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君主立宪，本起于英，其后他国效之，形式虽同，中坚自异；民主立宪，起于法，昌于美，中国当继起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划，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88]
江湄认为，这显然就是太炎“以‘历史主义’为理据的政治‘保守主义’”之思想的表达。印证于兰克等的历史主义观念，确属若合符节。而治史之实证主义原则，更是章氏平生反复强调者，如《历史之重要》文中说：“古人之治经史，于事理所必无者，辄不肯置信，如姜螈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刘媪交龙于上而生高祖，此事理所必无者也。信之则乖于事实。又同为一事，史家记载有异，则辨正之，如《通鉴考异》之类，此史学者应有之精神也。”[89]《略论读史之法》文中更严厉批判两种违背历史主义原则之情况：“读史所最忌者，妄论古人之是非是已。宋人往往好以当时之是非衡量古人，实则古人之安危利害，不应以后人之目光判断之。”“复次，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盖治史与文学创作不同：“夫作诗有寄托，发感慨，原无不可，然非所语于读史也。读史当论大体，以为判案，岂可逞臆而断也！”[90]此更与兰克所言史学研究原则之“决心做到把诗人、爱国者、宗教的和政治的党派都压抑下去，决不袒护任何一方，把自己从自己的书中驱逐出去，决不写任何可以满足自己情感或者宣示个人信念的东西”[91]之说全然暗合。要之，章太炎平生学术承继清儒“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并寄托于其所建构的“孔子—刘歆”的“良史”传统，他立足经史而旁及中西百家，然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可称其毕生治学之根基者，仍以历史主义为一以贯之的潜在意识。
向上注释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 章太炎：《说林（下）》，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3]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9页。
[4]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50页。
[5] Frederick C. Beiser, 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
[6]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80页。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79-80页。
[8] 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8-39页。
[9] 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9页。
[10] 章太炎：《瑞安孙先生伤辞》，《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11]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页。
[12]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页。
[13] 张勇：《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4] 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截止于《訄书》重订本）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5] 黄彰健：《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第437-438页。
[16] 参见姚彬彬：《今古文经说同异问题争议的回顾与辨正——兼论清代乾嘉学派历史主义向度的思想渊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17] 即范升与陈元，东汉初欲立《左传》博士，陈元力主之，与今文经师范升反复驳难。
[18] 章太炎：《〈康有为复章炳麟书〉识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19] 汤志钧：《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0页。
[20] 章太炎：《与谭献》，见《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1] 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9页。
[22] 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页。
[23] 章太炎：《訄书前录》，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24] 章太炎：《客帝匡谬》，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25]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81页。
[26]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27]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28]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29]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30]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31]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32]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33]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34]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学变第八》，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35] 章太炎：《检论·学变》，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
[36]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37] 章太炎：《征信论（下）》，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38]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3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40]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4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4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4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4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
[4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90页。
[46] 章太炎：《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见《章太炎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页。
[47]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6页。
[48] 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50]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51] 章太炎：《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52] 章太炎：《论读史之利益》，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01页。
[53] 章太炎：《与简竹居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54]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1-592页。
[55] 《传习录》载，王阳明的门人徐爱曾向他提问：“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纪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王阳明回答说：“（《春秋》等经）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56]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57] 艾尔曼: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58] 章太炎：《与刘翼谋》，见《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1页。
[59] 陈壁生：《“孔子”形象的现代转折——章太炎的孔子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60]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61]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135页。
[62]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63]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64]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65]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66] 鲁迅：《〈出关〉的“关”》，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0-521页。
[67]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68]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197页。
[69]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197页。
[70] 朱浩：《论章太炎评孔子》，《当代儒学》第9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版。
[71] 章太炎：《检论·订孔》，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424页。
[7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73]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19-320页。
[7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527页。
[75]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9-480页。
[76]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0页。
[77] 章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6页。
[78]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1页。
[79]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8页。
[80] 章太炎：《诸子略说(上)》，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80页。
[81] 章太炎：《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
[82] 章太炎：《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见《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9页。
[83]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84] 章太炎：《与钟正楙》，见《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8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
[86] 章太炎：《征信论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87] 江湄：《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88] 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见《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6-397页。
[8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93页。
[90]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14-615页。
[91] 易兰：《兰克史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文刊《江海学刊》2026年第1期，发表后有一定增删修改，此系原稿。若引用此文，请以正式发表稿为准。
作者简介
姚彬彬（1981—），山东龙口人。现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围棋业余5段。已出版《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佛学的转型》《〈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等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佛教哲学。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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